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
姜 萌
 
 
[摘要]：虽然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为中国文史学界熟知，但却是“耳熟”而不“能详”，甚至出现一些不正确说法。在陈垣自己并未留下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借助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出陈垣此一言论，当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于“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恳亲会谈话。这一出处的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北大国学门；新汉学；郑天挺
  [发表信息]  《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
 
 近十多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向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问题的聚焦，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史研究者的关注。可是由于陈垣这席话的主要来源是郑天挺并不很准确的回忆，使征引者难以确定这席话的出处，导致出现了多种说法，亦给进一步解读这席话的学术史意义带来了困难。因此，考证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言论的出处，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一、考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出处的必要性及新思路
1980年，郑天挺在《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一文中提到，陈垣在1921年北大国学门集会上所说“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一席话，“对我影响最深”，“直到今天，我仍喜欢说，我们要努力，要使关于中国学问的研究水平，走在世界水平前面，实在是重申陈老遗教”。[①]虽然陈垣这番话对郑天挺感触很大，并被郑氏放在“四事”之首，但此文刊发后并未引起多少反响。1984年，郑天挺在《五十自述》一文中再次谈及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席话给他的深刻影响。[②]此文发表后，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一语渐为人熟知，[③]并在1990年代以来，成为陈垣研究、民国文史学术发展研究不能忽视的重要材料，常为人引用。[④]
不过，不用特别仔细检视这些征引，就会发现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即关于陈垣说这番话的时间，判定相当混乱：一些研究者根据郑天挺回忆将时间定为1921年[⑤]；一些研究者模糊地表述为“20世纪20年代初”；[⑥]一些研究者则直接淡化时间因素。[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桑兵将陈垣说这段话的时间定在1923年，并指出是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恳亲会上说的。[⑧]检查其征引，资料来源是1984年出版的郑天挺《五十自述》，此外并无论证说明。但是如果根据郑天挺此文的叙述，肯定得不出1923年北大国学门恳亲会的结论。再如陈洪波亦认为陈垣此话是在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龙树寺抱冰堂举办的恳亲会上说的，引注来源亦是郑天挺《五十自述》，亦无其他论证说明。[⑨]而陈垣的嫡孙陈智超，先是认为陈垣是在1921年说这番话，[⑩]后又认为可能是1922年开始说的：
1922年，祖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当时的国学门的一个学生郑天挺，后来成了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去世前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他在1980年的时候就回忆道，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院举行恳谈会，陈老师说：……。从1922年到1933年的11年中，祖父在不同的学校跟不同的学生都反复强调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并且对他们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
或许桑兵、陈洪波和陈智超已看出郑天挺的回忆在时间上存在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予以新的判断，可惜并未给出严谨又令人信服的辨析。陈垣在1922年担任北大国学门导师的说法，可能也不准确（详后）。
要避免当前关于陈垣此语征引上的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是从陈垣论著或当时北大集会的材料中找出其准确出处，可检视已出版的《陈垣全集》等文献，或《北大日刊》、《国学季刊》等出版物，一直未能发现与此语有关的记载。作为陈垣学生和助手的刘乃和，熟知郑天挺、翁独健等人关于陈垣这一席话的口头和文字回忆，[12]但她编撰的《陈垣年谱》，及她和周少川等人联合编撰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对这一重要事情却没有任何内容。而陈垣嫡孙陈智超，在叙述这件事时，则以推测的语气提出判断。以刘乃和与陈智超的学识及其对陈垣相关资料的熟悉程度，一个持保留态度，一个不能确定准确时间，只能说明这两位与陈垣有着紧密关系的陈垣研究者并未能找到直接的证据。
既然陈垣这个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宏愿深刻影响了郑天挺、翁独健、陈述等学生，可知陈垣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当前在不能找出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不妨换个思路，看看是否可以根据相关资料推论出陈垣说此话的确切时间。如要推论此语的出处，郑天挺、翁独健、陈述三人的回忆当然是关键的入手材料。根据三人回忆可知，翁独健和陈述都是大学一年级听到这句话的，翁独健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3]陈述192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4]皆晚于郑天挺就读北大国学门，故从郑天挺的回忆入手，来寻找这句话的出处，是最恰当的。
二、郑天挺回忆材料的问题及其提供的线索
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言论最主要的来源是郑天挺的回忆，而郑氏关于陈垣这席话的回忆有三个文字版本：[15]

《五十自述》编辑按语称，此文原系郑氏撰写的回忆录，脱稿于1981年，因叙述止于1949年，故1984年以《五十自述》为题刊发。[16]《自传》一文未有说明，内容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且文末有“回顾八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真是感慨备至”一语，[17]大约可知《五十自述》实系此文一部分。[18]而《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一文写于1980年4月24日，与《自传》撰写时间同时。《五十自述》与《自传》两段材料除了“名刹”、“古刹”及标点稍微不同外，还有一处不同：《五十自述》所指集会地点“宣外南大洼”，《自传》所指为“宣外南下洼”。而写于同一时段的《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所指亦是“宣外南下洼”，另查北京市地图，有“宣外南下洼”而无“宣外南大洼”，故《五十自述》可能是笔误。
郑天挺关于此事回忆的最大问题是时间问题。《五十自述》和《自传》中有这样的时间提示：“一九二一年阴历正月，我离北京南下到厦门。……四月初，学校开学。……是年六月，厦大更换校长。暑假时，一部分教师表示辞职离校，我也表示下学期不再来。……这年秋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改文科研究所）成立”等时间提示。[19]依据这些表述，把北京大学国学门“龙树院”集会及陈垣讲话的时间定在1921年秋天是合理的。但这一结论显然不符合事实——北大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1922年1月14日，北大评议会通过《研究所大纲》，决议成立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的研究所；2月21日，北大评议会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决议成立由蔡元培、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构成的委员会，这是国学门成立的标志性事件。[20]从郑天挺的角度说，他也不可能在1921年就读北大国学门。《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月17日刊登《研究所国学门启事》称，“本门现已正式成立。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生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前来报名”。[21]这是国学门招生之始。《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刊登的《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中关于学生问题的公告称：“上学年本校毕业生及国内各专门学校毕业生陆续在国学门提出研究之题目，已得国学门委员会承认有研究能力者八人，兹将其题目并提出人姓名胪列于下”，其中第六位是郑天挺，“福建长乐人，本校中国文学系毕业”，研究题目是《音义起原考》。[22]
经此辨正，可以判定郑天挺的回忆材料在时间上存在着显著的错误。但时间的记忆错误并不能否定陈垣这席话的真实性，何况还有翁独健、陈述的回忆佐证。仔细阅读这些材料，也给我们考证此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追踪思路：陈垣在北大国学门龙树院集会上讲这一席话的可能性。
三、对陈垣此语出处的推定
要论证陈垣这番话是在北大国学门龙树院集会上所讲，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北大国学门的确在龙树院召开过集会，作为国学门导师的陈垣参加了集会并有发言，郑天挺以国学门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集会。换言之，将以上信息综合起来看，只有满足以下条件的集会才可能会是郑天挺所言的那次集会：（一）1922年以后召开；（二）地点在宣外龙树院；（三）北大国学门主办；（四）有导师陈垣和学生郑天挺等人在场，及陈垣讲话的证据。
查找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资料，发现《北大日刊》第1337号有《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纪事》一文，其中说：
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午后一时，本学门假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开恳亲会。与会者有研究所所长、国学门主任、委员、导师、通信员、编辑员，蒋梦麟，沈兼士，马裕藻，周作人，张竞生，郑奠、谭熙鸿，陈垣，李泰棻，沈尹默，铎尔孟，今西龙，尹凤阁诸先生，及本学门助教，书记，研究生，与古迹古物调查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档案整理会等属于本学门之各学术团体之会员及新闻记者孙伏园先生，计共三十余人，先由主任沈兼士致开幕词……次茶话，摄影，至五时始散。[23]
因文中提到“新闻记者孙伏园”，查孙氏此一时期服务的《晨报》，1923年10月1日刊发有关于此次恳亲会的新闻，内容较《北大日刊》所载更简略。[24]
从这两则材料来看，这次集会是北大国学门于1923年9月30日召开的，因此满足了上举第一、三个条件。至于地点问题，这两则材料提到的 “龙树寺”，实与郑天挺记忆的“龙树院”是同一个地方。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一书中记载：“野凫潭，在先农坛西。积水弥然，与东城鱼藻池等。其北为龙泉寺，又称龙树院。有龙爪槐一株，院以此名，久枯，僧人补种一小株”。[25]又查，陶然亭公园的相关资料，可知在陶然亭公园西北方向有龙树寺，内有抱冰堂（系为张之洞所建，后改为张文襄公祠）等建筑。龙树寺又曾称龙泉寺，也即龙树院的一部分。[26]故这次集会前三个条件皆已符合，下面需要就第四个条件稍作辨析。
依刘乃和编撰的《陈垣年谱》，陈垣在1922年1月“受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27]而《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所载《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显示，陈垣并未在1922年3月以前被聘为国学门导师。该《纪事》第5条内容为：
研究所国学门内部现分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请本校教授讲师分任指导，至于校外学者则已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为函授导师。[28]
另据该《纪事》文末最后一行右下有“十一，十，十三”字样，可知此《纪事》包含了1922年10月之前的国学门重大事情，[29]署理教育部次长并暂代部务的陈垣如被聘为国学门导师，[30]定会显示在此纪事中。而《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所载《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则言：“（本学年）添聘钢和泰博士，陈垣为导师，今西龙博士为通信员”。[31]据此可知，陈垣担任北大国学门导师应是1923年上半年之事。故北大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召开恳亲会时，陈垣是作为导师的身份参加的，而郑天挺作为国学门的研究生，不参加国学门召开的首次恳亲会之可能性也比较小。据魏建功所记此次恳请会情况，在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代理校长蒋梦麟讲话之后，茶话会进行到下午五时。作为导师的陈垣，刚刚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正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32]可谓意气风发，在此种情景与心境下讲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话，真是合情又合理。故假设条件之第四项，即作为导师的陈垣和作为学生的郑天挺参加此次集会及陈垣讲话这一项，基本也可成立。[33]
据《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二次恳亲会纪事》可知，龙树寺抱冰堂之恳亲会为第一次，而1924年6月15日在宣外达智桥松筠庵举行的国学门第二次恳亲会，并无陈垣的相关信息。[34]1925年10月18日在北海濠濮间举行的国学门第三次恳亲会，亦无陈垣发言之记载。[35]虽然此后国学门还曾举办恳亲会，但皆不在龙树院，且郑天挺也已从国学门毕业。
据以上推论，大约可以判断，陈垣关于“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一席话，当是在北大国学门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在“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第一次恳亲会上说的。
四、余论
既担任过教育部次长，又是北大国学门导师，且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陈垣，在国学门首次恳亲会上说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样的豪言，绝不可视为信口开河。陈垣之所以要在这样的场所里说出这样的话，并且此后一说再说，实际上显示出这时期中国学界出现了一种较为浓烈的与欧美日本汉学界竞胜的气氛。换言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不仅是陈垣个人的壮志，也在此一时期逐渐成为北京文史学术界的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充满了爱国情怀的壮志及其营造的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才震撼了刚刚踏入学术界的郑天挺，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对于陈垣这席话出处的推定，不仅是为了使陈垣这重要的一席话可以增入年谱，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了这席话的出处，对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民国初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920年代初期，无论是陈垣等未留洋的学者，还是胡适等留洋归国的学者，正聚集在北京，并逐渐形成一个学术社群，维系这个社群的重要纽带，是他们的国族情怀，而陈垣这席高度浓缩的话，标志着这种情怀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