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1]
杨雨青
 
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
关键词：国共谈判、美国调处、蒋介石、马歇尔、周恩来
原载：《民国档案》2016年第2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虽然举行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双方部队已开始在华北和华中发生冲突，内战有公开爆发的危险。当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后并没有撤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则在中国北方几个港口登陆。中国成为二战结束后美苏国共四方新的角力场。在这种情势错综复杂的紧急关头，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多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和援助者”，这无疑是正确的。学者们也在著述中指出美国双重政策的矛盾，一方面是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要国民党停战谈判，前者鼓励了国民党打内战，后者对国民党却无约束力，结果可想而知。[2]但既往的研究多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角度的研究则不多。[3]研究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以美援为外交王牌，意欲按美国方案处理国共问题，却被蒋介石掌握了美国外交底牌，致使他敢于顶住美国压力，不听从马歇尔的政治安排。最终，美援从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
 
一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初衷，并非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是希望国共停止内争，进行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1946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明确提出，为了美国和全体联合国家最重大的利益，希望中国强盛、团结和民主。为此，美国呼吁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之间，立即设法停止敌对活动；呼吁召集包括各种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中国内争的办法。[4]
    为实现美国对华政策，保证美国在华利益，杜鲁门任命马歇尔将军为特使前往中国进行调处。但是，仅凭一个对华政策声明，如何保证国民政府能够听从美国的政治安排呢？其关键即在于，马歇尔来华时，美国自认为获得了“除纯粹的政治之外更能有效控制蒋介石的方法”。[5]当时，十万美军驻扎在华，控制着中国的主要铁路线、港口，且在为国民政府运兵到东北。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也在继续运送，并且还准备向国民党提供贷款、经济技术援助及军事援助，当然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这一切，会按照美国所愿，“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6]
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在南京首次会晤蒋介石，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自以为拥有一手好牌的马歇尔开门见山地亮出了自己的王牌：“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所有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均视其使命进展情况而定。”[7]很显然，美国想利用美援这张王牌控制蒋介石，听话就支持他，不听话就以中断美援威胁他。
第一次面对马歇尔，蒋介石出言较为谨慎，他表面上向马歇尔承诺，对中共问题“必尽力获得政治解决之方针”。蒋介石当时尚不清楚美国政策的真实意图和马歇尔的个人态度，只能从第一次谈话内容加以分析，结论是：甲、杜鲁门援助我中央甚切，但其必须听取议会与民众之舆情；乙、望我中央对中共愈谦让，则于中央愈为有利，即杜之政策亦易实现；……丁、彼之立场必以中央政府为主体，力助统一，仅对余负责建议；……[8]基于初次谈话后的判断，蒋介石认为杜鲁门是支持国民政府的，马歇尔也是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而且“仅对余负责建议”，不会对国民党立场和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胁，只是希望对共产党能妥协退让。蒋介石判定美国会援助国民党，感到比较放心，决定对共产党只要求“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并表示如马歇尔能参加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议，“则当信任之，交其主持可也”。[9]
此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达成停战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恢复交通、建立三人军事小组、履行军队整编方案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和妥协。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蒋介石想要得到美援，害怕失去美援，因为马歇尔在第一次会谈时即已向他明白表示，除非美国人民“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10]蒋介石当然明白这一点，为了争取美援，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比如发表关于政协纲领的公开声明，表明他是赞成履行该纲领的。对此，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看得很清楚，指出蒋介石是“希望建立一个装潢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11]
第一阶段的调处比较顺利，促成了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恢复交通协议签字，并促使政协成功召开。3月11日，马歇尔准备回美国述职，临行前，蒋介石对美国提出借款15亿美元的要求，并强调要进行中美军事与经济合作。[12]4月1日，蒋介石接到马歇尔的报告，得知从美国进出口银行只有获得5亿美元借款的可能，而且借款的支付要按照各项指定计划，事前应由进出口银行核准。[13]蒋介石认为条件苛刻，对于应否接受以及如何答覆的问题犹豫起来，在日记中形容“此实为弃之不忍，食之无味，进退两难之境也”。[14]
 
二
 
在马歇尔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国共军队开始在东北长春、四平等地激战。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蒋介石渐渐摸清了美国对东北的意图，“彼之注视要点，主在东北归我政府接收主权，而不为共党盘踞，以供俄国之傀儡。如中共必欲在此时藉俄力以阻碍国军收复主权之业务，彼则不能不变更其政策与态度乎”。蒋介石因此断定，美国政策“可应时事而变迁”，只要他“坚忍待时，则成败得失无足深虑也”。[15]他深知，美国政策在求和平，但其核心是反对俄国垄断东北，反对共产党在东北组织俄国的傀儡政权，因此，不管怎样，都会协助国民党中央收复东北主权。
当4月18日马歇尔回到中国时，局势已经全面恶化了，东北硝烟四起。蒋介石指责共产党进攻长春，违反协议，但马歇尔却认为国民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16]此时，蒋介石准备武力对共方针，但又有些担心是否会影响美国借款。不过，在权衡一番之后，与共产党决战以争天下这一最高政治利益，显然远远大于向美国要钱这一经济利益，在蒋介石看来，向共产党妥协，无异于降服和自杀，因此宁可“借款不必急求成立”，也要“下决心对共决裂”。[17]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虽然“非至绝境，仍必不放弃其和平解决政策”，但也不可能越过美国利益的底线，因此只要他“坚持法理与事实，示以限度与时间，想彼能谅解，最后当与我一致”。[18]
在蒋介石要力保的政治底牌面前，美援这张经济牌逐渐失效，不过，协助国民党运兵这张军事牌尚存余威。马歇尔回到重庆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提出一项在东北达成折中安排的建议，即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北部，国民党军队在南部。但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妥协，他明确告知马歇尔，“如果仍用怀柔妥协之旧法，则必贻误大计，而且根本失败也。”[19]蒋介石坚持除第60军和第93军外，由美国海军再运送两个军往东北。但马歇尔拒绝批准这项运输，因为他认为，由美国运送一定数量的国军进入满洲以恢复国民政府的主权可以，但如果再多，就等于援助一次自相残杀的战争。[20]马歇尔拒绝更多运兵这张牌打出，蒋介石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国民党在东北兵力不足，战局颇令蒋介石忧虑，而他深知，“我军则全赖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而且彼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相言，使我不能不迁就其对共妥协之建议。”[21]
马歇尔坚持国民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应予退让，他提出4条调停办法，即对1月10日停战协定的修正，[22]在蒋看来是“予我政府以多方限制”，并承认共产党所组织的地方政权。[23]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对于美国在东北海运不力、并且从5月起减少至14艘运输船更为恼火，认为这“使我东北军心不安，士气低落，几乎后方联络线随时可以断绝”，与俄国协助共产党军队以哈尔滨为后方根据地、交通畅行无阻相比，更显拙劣，要求马歇尔确定今后半年内整个海运计划。[24]
蒋介石抱怨美国政府和马歇尔是在用最大压力使其对共屈服。他研究了在东北对共产党退让的可能后果，“对共承认其东北地位，即承认俄国之合法地位也；共匪主力既入东北，武力更难解决，政治调解尤不可为”，因此决定要“坚持自我主张，不受其威胁所摇撼也”。他认为“东北为俄国远东战略之要地，共匪为俄国之虎伥”，因此，美国为自身利益，定会重新考虑在东北对共之政策，“惟有积极增援中央政府实力之一道”。[25]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分析了美国政策的局限性，在中共与苏联交通未联成一片之前，美国主张在华北停战的消极怀柔政策还能有些作用，“今后共在东北已与俄打成一片，对美已无所顾忌，亦无所企求”，美国若再“不变更往昔之消极政策，而加以实力，积极干涉东北，则美国必不能贯彻协助我中央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而且美国在东亚之威望亦将丧失，不能挽救矣”。[26]
因此，蒋介石决定“促成美国改变对共政策”，他明确告知马歇尔，“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速定，……不可再蹈九一八时代消极退出，以致酿成第二次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能对日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今日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蒋介石认为美国此时对中共只有“积极行动，协助我中央明示其决心，则共与俄皆可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威信，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从此为起点矣。”[27]
美国见无力阻止东北战局的发展，只得重拾借款这张牌，借《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社论使其国际威望大为降低之机，宣布停止借款交涉，无奈此时此举已经收效不大。蒋介石虽然批评美国“无政策，无主张”，却认为美国不给借款对中国来说是“赛翁失马，未始非福”，因为如果他签了这个条件不自由的借款，“于事实无所补益，而美马之胁制更难堪矣”；现在他对借款成败不在意，反倒表示对美国无所希求，而对共产党政策则可自主了。[28]
东北局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歇尔的想象，马歇尔只能不断劝导、警告蒋介石，但这根本无法起作用；而在与中共的谈判中，马歇尔也处处碰壁。不得已，马歇尔声称暂时退出调处，以便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作出让步。[29]不料这一招却适得其反。在中共看来，马歇尔退出调处无疑是为虎作伥，放手让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无疑又暴露了马氏无计可施的窘迫。
作为调停人，马歇尔的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在与蒋介石的交锋中明显处于下风。5月19日，国民党军队攻下四平街，23日又进占长春。尽管马歇尔用无线电向蒋介石紧急呼吁下令停止进攻行动，但蒋并没有理睬。政府军占领长春之后，继续沿铁路线往北向哈尔滨、往东向吉林发展，结果增加了共产党对国民政府诺言的怀疑和不信任，也使马歇尔作为调解人的公正立场大成问题。[30]
6月26日，中原战事爆发，战火由关外延至关内。虽然马歇尔再三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战，但美国却在此时移交给中国不少战时剩余物资，特别是于6月底前陆续交给中国10艘自由轮，使半年来未解决的海上运兵受美国限制问题一举突破，蒋介石高兴地在日记中宣称“今后向北运兵可以自由无碍矣”。[31]中国共产党多次抗议美国援助国民党，坚决反对美国“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目前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32]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朋友在此努力，希望促进中国和平，可惜他们的努力给美国政府的反华政策抵消了。马歇尔将军、司徒大使在此谈和平，而美国政府却把海陆空军的许多物资、器材援助国民党，鼓励其打内战。”[33]正是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蒋介石有恃无恐，美援非但没有成为控制蒋介石的工具，反而助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
 
三
 
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往庐山避暑，遥控指挥战事。执着的马歇尔不顾年高体弱，顶着酷暑八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希望他尽快停止内战。他直言不讳地提醒蒋介石，“军事形势的发展可能对政府有利，但是形势可能并不依照他的信念而发展。”[34]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
马歇尔和美国政府手中的牌已所剩不多，无法有效控制蒋介石和中国局势。7月13日，美国救济总署突然宣布停运给中国的救济物资，因为美国服务中国的救济工作人员全体签名，指责国民政府将救济物资作为政治工具，不肯运入共区平均分配。蒋介石得知后，形容此事“无异晴空霹雳”。不过，美国施加的这些压力已无多大效力，美国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脚步，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围剿山东、山西共产党军队，并得意地宣称李先念之主力有“被我包围或有歼灭之望”。[35]
此时，蒋介石再次研究了马歇尔的心理，逐渐摸清了美国的底牌，马歇尔之所以“绝对不愿政府用军事解决中共”，是因为“彼最大心病，甚恐局部解决引起全面内战，而又恐政府不能获得彻底胜利，……必致兵连祸洁，引起俄国干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认为只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美国就不会再有担心。他决定让马歇尔放弃调解国共妥协，“先协助政府军事解决共匪而后再收容共匪，此乃剿抚兼施之道也。”[36]蒋介石对马歇尔不再有所顾忌，当即下令致函薛岳，决定于7月18-20日之间开始进剿。马歇尔无可奈何，只能默认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在与蒋介石的对弈中，马歇尔手中的牌一一出尽，只得打出总统这张最后的王牌。8月10日，杜鲁门通过中国驻美大使转给蒋介石一封信，表示美国对中国未能履行政协决议感到失望，并指出，“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上确保短期内有真正的进展，否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中国仍持慷慨大方的态度”。[37]15日，蒋介石接到该电报，强烈感受到“其语意之侮辱压迫，殊难忍辱”，认为美国“专用压力，以余为可欺也”。[38]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指示宋子文复函美总统，表明“坚定我一贯政策，决不为任何环境压迫刺激而有所动摇之精神”，并嘱其对马歇尔阐明立场与决心。[39]
8月30日，中国政府得到通知说，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中国政府希望在美国购买弹药的出口许可证，这是美国限制援助中国的一个重要迹象，将使国民政府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马歇尔得知此事后对国民党俞大维将军说，“这件事的处理与我无关，但我因这件事这样发生而感到高兴，因为它恰恰证实了我一些时候以来一直对他和蒋委员长说过的话。我最后说，我预料过会有某种这样的行动，并曾警告他们说，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个时间问题。”[40]
此后，马歇尔一再对蒋介石施压，并试图以美国签字同意向中国转让战时剩余物资为交换条件，促使蒋下令停战，还明确告诉蒋介石，青岛美军已秘密撤退，最后仅留千余人。可惜，蒋介石已经掌握了美国的底牌，无论诱惑还是威胁，他都“澹然处之”，眼见得马歇尔“神志在急于停战”，他却来个“不拒绝，亦不轻诺”，因为他心里清楚，“停战命令乃为政府最后一张牌，决不能任意使用”。[41]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尚处于主动地位，“自承德收复以后，冀东各县相继收复，苏北之淮阳，鲁西之荷泽，晋南之浮山，尤其绥东之集宁各役，皆获大胜，大同亦已解围”。[42]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等收复了张家口以后再宣布停战，甚至准备电邀毛泽东再次来南京，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明显是想在军事上压倒中共后，再在政治上收服之。
迫于无奈，马歇尔于10月1日向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自本年三月以来谈判迄无功效，……现在余仅欲表明者，即对于停止冲突之协议应即获得协议之基础，……否则余拟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请其将余召回，并中止美国之调处工作”，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战。[43]面对美国的压力和马歇尔的威胁，蒋介石并不十分担心，他忖度马歇尔要面子，“若如此失败回国，无以对其美国人民之厚望也”。他还捏住了美国的软肋，即美国不会抛弃中国，他劝马歇尔打消回国之意：“如非美政府放弃东亚可以不要中国，退回到孤立地位，则你或可回国，否则于历史及对世界与美国皆应负重大责任。”[44]
10月5日，马歇尔致电总统和代理国务卿，建议终止其使命，并立即将其召回，目的是让国民政府停止军事攻势并消除其将领们错误的信念，以为他们在进行武力的进攻中，可以把美国拉在一起。[45]蒋介石这才有所收敛，勉强同意临时休战10日，停止进攻张家口，并于16日发表声明。可实际上，国民党军一举拿下张家口，又向东北安东进攻。宋子文劝阻蒋介石，担心马歇尔不满，蒋介石竟然告诉宋，“决心已定，不能中止，更不能以马之喜怒而妨碍我东北之大计”。[46]这时候，他已经完全无视马歇尔的存在了。
失望而无奈的马歇尔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调解已无助于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反而被国民政府当成军事行动的盾牌，用来掩护其军事作战。甚至蒋介石要他充当中国政府顾问，也是想利用他的影响去争取今后的美国贷款。马歇尔不能听任自己被利用，更不能听任美国被耍弄，也不想充当战场上的裁判，[47]因此去意已决，于1947年1月8日离职回国。蒋介石则以胜利者的心态宣告美国大棒与胡萝卜这两张牌全部失效：“马应知中国与余个人之人格不能以暴力与财富所能胁逼”。[48]
 
四
 
综上所述，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没有从一开始就扶蒋反共，其本意是要阻止中国内战，力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希望国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将美苏卷入的危险，同时使中国和平统一，实现美国式民主。为此，美国以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为条件，督促甚至压迫国民党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并未达到目的，反而助长了蒋介石打内战。
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自以为有美援为王牌可以让蒋介石服从美国的政治安排，却不想被蒋介石掌握了美国只能支持国民党的底牌，从而不肯妥协和让步。
虽然美国一心要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但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还是在于扶助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离美赴华之际，对杜鲁门作了如下表述：“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49]因此，“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50]可见，为了美国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美国政府和马歇尔调处的底牌依然是要加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马歇尔深知在调处时不能轻易向蒋介石暴露自己的底牌以被其控制，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却让蒋介石逐渐掌握了美国政策的底牌，以致国民党不愿做出真正的让步，并且越来越有恃无恐，进而发动全面内战，因为他们认定，“从长远看，美国一定会支持国民政府去反对中国共产党”。[51]国民党觉得，如果他们能“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在军事上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他们就会有条件暂时放弃他们所渴望得到的美国军事、财政和经济援助”。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为，“只要他们在反共斗争中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只要由于通过一部宪法和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各小党派参加政府而实行了宪政，那种援助就会源源而来”。[52]
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还在于它的自相矛盾。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未达到以援助为条件换取和促使其改革之目的，反而成为“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援助者”。[53]虽然马歇尔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国不会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54]但实际上美国的各种援助却助长了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的决心。周恩来批评美国政策的两面性说：“一方面它是在帮助中国建立和平，另一方面却又帮助国民党军火、海运、借款，把租借法延长十年。这样便鼓励了国民党的军人，使他们总觉得有美国在后面帮忙，于是便总想进行内战。”周恩来曾坦白地告诉过马歇尔，“这种政策一面要和平、贸易、投资，另一方面却鼓励中国打内战。”[55]
周恩来在国共谈判破裂后，历数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大量援助：1、美国以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队至东北、华北、华中；2、用对华租借物资装备国民党军队，总价达15亿美元；3、美国政府向国会提议延长对华租借法案十年，并另送军舰271艘给蒋介石；4、转让价值8亿5500万美金的剩余物资，包括飞机、军用汽车、交通器材及一切军队中的日常必需品；5、对华贷款6800万美元。[56]国民党政府受此鼓励，才敢于使和谈破裂并发动内战。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要进行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连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援助，使“马歇尔将军处在难于维持的地位，一面在中国两大集团间进行调解；另一面美国政府正在继续以武器和军火供给两集团中之一，即国民政府”。虽然美国曾在1946年8月-10月间停止某些援助，但禁令显然没有效果，因为“此时国民政府的军队已占领了它在6月间及其以后的谈判中，向中共所要求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达到了对日战争胜利以来军事形势的最高峰”。[57]
想以美援这张王牌控制蒋介石但却失效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美国强行把本国的原则在中国付诸实践，并且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遭到强烈抵制。
蒋介石自尊心极强，容不得别人指责；民族自尊心更强，更容不下他国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强国的批评。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抗战胜利，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低人一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如蒋所言，“至今虽获得胜利，而国际环境与中国地位仍如八年以前，无稍区别”，[58]蒋介石对此是有很多不满的。面对美国这个既是盟友又是强权的大国，蒋介石在中美外交中常常感觉到屈辱，时刻表现出自尊自强又自卑的矛盾心理。这种情结常常又使蒋表现得极为敏感，任何以物质援助为条件的要求均被其视为对中国的干涉和压迫，激起他强烈的反弹。在这种认识下，美方的意见总是被蒋介石当成是恫吓与压力，令他极感痛心与耻辱：“美马且用最大压力，使我对共屈服，而又对我政策则毫不之顾，一若视我无自立之余地者，可痛可耻，莫此为甚！”[59]
马歇尔来华之前，杜鲁门即授权他“以极为坦率的态度同蒋介石委员长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一个不统一的和被内争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认为是美国贷款、在经济方面实行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的适当地区”。[60]调处后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主张，“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蒋委员长，如果他坚持奉行武力政策，美国的援助将全部撤销”；“如果他改革国民党并在民主的基础上扩大政府，他就可以指望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中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必须在美国的监督下实行这些政治改革”。[61]蒋介石一方面需要美国支持，希望获得美国援助，但另一方面却反感美国时时牵制国民政府。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美国强制我改组政府，否则彼不贷款协助，其舆论皆视我国为可欺。此种形态尤为难受。” [62]他曾让马歇尔转告杜鲁门，他不会接受外国政府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行动，“如果一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并强加于中国，他将辞去总统的职务，因为这样一种办法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是一种侮辱”。[63]
美援本是美国外交中的王牌，但因美国只能支持国民党的底牌被蒋介石所掌握，美国的外交底牌反而成为蒋介石的王牌，和平谈判不肯让步，发动内战有恃无恐。美援这张王牌也因此失去控制蒋介石的功效，反而成为国民党大打内战的助翼。外交博弈中的桥牌理论，在马歇尔调处和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一次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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